技术在艺术创作中的“作者性”不仅体现在上文提到的引入可能性。由算法构成的数字化应用，以及由软件构成的平台，对我们的流行文化和创造思维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方便快速。亨利· 詹金斯
（Henry Jenkins）在《文化融合：新旧媒体的碰撞之所在（Convergence Culture: 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一书中，从另一个角度以Photoshop 为例阐述了技术的可参与性，以及我们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化影响。数字技术的应用则在多方面产生了变化，获取渠道、参与方式、交互形式，以及以“群体对群体”而不再是“单一对群体”为传播的方式。考虑到上述这些原则，我们应当期待数字分散性将会以去单一节点化的面貌慢慢地浮现出来，事实上一些最新的技术进步已经印证了前述的观点。在 2004 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激进者、粉丝、形形色色的讽刺文章的作者们，都在使用图形处理软件Photoshop 来挪用和调整图像以制造政治性的宣言。这些图像或许可以被视作是政治漫画的一种草根阶层的等同物——尝试将话题性的关注封装进强
有力的图像当中。Photoshop 的出现允许小规模的团体以较低的花费拥有专业质量的图像，以及允许公众通过调整和重新流通强有力的图像来表达政治诉求。
这些观点在 2008 年大选中被再一次验证。奥巴马的肖像被艺术家谢泼德·费尔雷（Shepard Fairey）通过 Photoshop 再编辑而大规模地在互联网上传播。虽然在 2008 年社交网络的用户量只有今日的十分之一都不到，许多时下当红的社交网络还在萌芽中，但是彼时的社交网络已经逐渐形成了各自的平台。当时艺术家与奥巴马竞选团队之间的版权风波，让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艺术家和社交网络之间复杂的关系。而由奥巴马海报衍生出来的题为“如何制作你自己的奥巴马海报”的 DIY 网站和教程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一切可以为接下来的两个例子提供一些基础。
艾玛利亚·乌尔曼（Amalia Ulman）的社交网络（Instagram）自拍项目展现了她在社交媒体上创建的一个虚拟角色形象（persona）。这组作品被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纳入题为《为相机进行表 演（Performing for the Camera）》的展览，与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著名的自拍共同展出。但是，乌尔曼的作品不单单是一张社交网络照片，更不是单纯地探讨自拍与相机之间的关系。在她的这组作品中，她尝试探索的是社交网络这个图片分享平台的内在逻辑，包括社交网络和人们互动过程中产生的社会性。乌尔曼使用的正是由社交网络而流行的自拍，通过与平台上粉丝的互动、Hashtag 的使用，以及对既有社交网络用户分享照片模式的复制，她成功地塑造出一个虚拟的、在大洛杉矶地区渴望成名的演员的形象。在探讨社交网络的同时，乌尔曼的作品也在社交网络的平台逻辑框架内运行，直接影响着她作品的走向。再如，尼克·布利斯（Nick Briz）因为Facebook 隐私条款的变更，在Facebook 上表演了一次自己退出Facebook 的过程。乌尔曼和布利斯的作品体现的是技术以一种平台的形式介入艺术创作的过
程。在这个过程中，引入的是对应平台的逻辑。这种逻辑直接影响和改变着艺术创作的过程和结果，假设 Instagram 没有设计“评论照片”这个功能，恐怕我们就见不到乌尔曼的这组作品，至少不是以这样的形态出现。